人事的成败得失，究竟应归之于人力，还是应归之于命运，这是古人争论的主题之一，《列子》中曾专列一篇《力命》来讨论这一问题。即便是在现在，仍然是众说纷纭，有人信人力，有人信天命。下面，我们就把古代的有关看法理出一个线索来。

一、命定论：生死有命，富贵在天

《论语·颜渊》记载：“子夏曰：‘死生有命，富贵在天。’”后来这句话就成了天命论者的口头禅。实际上在很早的时候，就有人相信命定论。

据《尚书·西伯戡黎》和《史记·周本纪》记载，周国本来是商王朝属下的一个诸侯国，经过几代人的努力，到了商纣王在位的时候，周国已变得十分强大。当时周文王对纣王的暴政非常不满，并为此而被纣王拘留了一段时间。周文王出狱后，继续推行仁政，受到了百姓的拥护。

过了几年，文王率兵消灭了商朝的另一个诸侯国。面对着周国咄咄逼人的攻势，商朝大臣十分惊慌，其中一位叫祖伊的大臣听到这件事以后，赶忙跑去向纣王报告，请求纣王赶快想办法来对付这一局面，谁知商纣王一点也不在乎，竟然不慌不忙地说：“我生不有命在天乎？”（《史记·殷本纪》）既然上天注定要自己当天子，那么周文王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凡人，又能怎么样呢？商纣王就是带着这种对天命的充分信任，而葬送了自己的生命和国家。

商纣王是一个亡国之君，史书上说他貌似聪明，实际上是刚愎自用、愚不可及，这样的人把自己的一切都托付给天命，不足为奇。问题是还有许多著名的明智君臣也把国家大事托付给了天命。

据《左传》记载，当晋公子重耳因内乱逃亡他国时，郑国的贤臣叔詹就认为重耳是天命注定要东山再起的。当重耳来到楚国时，号称明君的楚成王也因为相信天命，而轻易地放过了这个未来的对手，以至于在城濮惨遭失败，使楚国不得不把霸主的地位拱手交给重耳——晋文公。

相信天命的这一弊端被著名思想家墨子看得十分清楚，他在《墨子·非命下》中说：

今虽毋在乎王公大人，蒉若信有命而致行之，则必怠乎听狱治政矣，卿大夫必怠乎治官府矣，农夫必怠乎耕稼树艺矣，妇人必怠乎纺绩织纴矣。

相信天命，实际上就是相信天上会掉馅饼或其他东西。既然天上会掉馅饼，那谁还愿意去种地呢？所以墨子得出结论：“命者，暴王所作，穷人所术，非仁者之言也。”墨子对天命的批判是正确的，也是有力的。

后来，还出现了其他一些命定论，比如把人的命运归之于“星气”。王充在《论衡·命禄》中说：

“凡人遇偶及遭累害，皆由命也。有死生寿夭之命，亦有贵贱贫富之命。自王公逮庶人，圣贤及下愚，凡有首目之类，含血之属，莫不有命。命当贫贱，虽富贵之，犹涉祸患矣。命当富贵，虽贫贱之，犹逢福善矣。”

那么这些命运是由谁来掌管的呢？王充认为，不是有一个人格化的上帝在主管着人间的一切，每个人的命运的决定者是“星气”，他在《论衡·命义》中说：

禀得坚强之性，则气渥厚而体坚强，坚强则寿命长，寿命长则不夭死；禀性软弱者，气少泊而性羸窳，羸窳则寿命短，短则蚤死。故言有命，命则性也。至于富贵所禀，犹性所禀之气，得众星之精。众星在天，天有其象。得富贵象则富贵，得贫贱象则贫贱，故曰在天。……凡人受命，在父母施气之时，已得吉凶矣。

王充认为，在人最初受孕获气的那一刻，他一生的命运就已经被他所接受的那种“星气”决定了。这种观点虽然与天命决定论的说法不同，但实质却是一样的。

佛教的轮回说实际上也是一种命定论，今生是受苦还是享福，早由前生所造的“业”给决定了。与上述命定论不同的是，佛教的理论可以鼓励人们今生好好做人，因为今生的行为如何又决定了下一生的命运。

二、人力论：我命在我不在天

命定论的弊端是有目共睹的，商纣王信天命而亡国的教训是深刻的，所以周代的人们在不否认天命的基础上，对天命论进行了修订，提出了“皇天无亲，惟德是辅”（《左传·僖公五年》引《周书》）的新观念。

这就是说，上帝是存在的，但他的决定不是一成不变的，而是根据人们的不同表现，赐予他们或幸福、或灾祸的不同命运。这一观点为墨子所接受。

后来，更有人完全抛弃了天命论思想，把一切成败全部归之于人事。这种观点出现得也很早。《左传·僖公十六年》记载：

十六年春，陨石于宋五，陨星也。六鹢退飞，过宋都，风也。周内史叔兴聘于宋，宋襄公问焉，曰：“是何祥也？吉凶焉在？”……（叔兴）退而告人曰：“君失问。是阴阳之事，非吉凶所生也。吉凶由人。”

“吉凶由人”的命题是一个光辉的命题，两千多年以前的人就能否定鬼神的作用，把人的命运完全归之于人事，这是非常了不起的。

道教出现以后，又提出了“我命在我不在天”的思想。意思是说，一个人寿命的长短，掌握在自己的手中，与上天无关。一部分道教人士认为，只要自己精心修炼，就一定能够得道成仙。曹操在此思想基础之上，写出了“盈缩之期，不但在天。养怡之福，可得永年”（《步出夏门行》）的诗句。曹操在不否定天命的基础上，强调了人力的作用。

完全相信人力的思想，无疑是正确的，但这种正确并不是“完全”的。

首先，单纯人力论在否定鬼神的同时，也忽略了自然力和偶然性的存在。而在很多情况下，自然力和偶然性极大地干扰着“人力”，人们在付出同样的“人力”时，他们的收获并不一样。

其次，“人力论”不利于心态的调整。如果一个人把所有成败全部归结为人力的话，那么当他成功时，就容易产生傲慢情绪；而当他失败时，就容易产生怨恨、自责、责人的情绪。而这些情绪的产生，既不利于自身的健康，也不利于今后的发展。我觉得最明智的态度应该是：尽人事，听天命。

顺便还要谈谈我对“人定胜天”思想的看法。人们一般认为，“人定胜天”是一个光辉的命题，而我一直不这样认为，我认为这是一个盲目自信的命题。

我们知道，人是大自然的产物，人的生命、性格、才能都是大自然赋予的，同时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。如果说人能战胜自然的话，就等于说被产生者能够战胜产生者，也就好像说机器能够战胜人类一样。这显然是荒唐的。

我们现在所说的“胜”，仔细想来，不过是一种“顺”而已，每当我们“战胜”一次自然，实际上是成功地“顺应”了一次自然。大自然犹如一位威严不可侵犯的主人，人就像是这位主人手下的一群奴仆，这群奴仆所应该做的就是摸清这位主人的脾气禀性，然后按照他的脾气禀性去办事，这样一来他们就能获得最多的赏赐。反之，如果违背这位主人的性格和意愿，那么他们所得到的就只能是惩罚。这一比喻可能会使那些在自然面前高昂头颅的人自尊心受到伤害，然而事实就是如此。

每当我看到从外部空间拍摄的地球图像时，就无限感慨：在这个直径脸盆大小的蓝色圆球上，附着数十亿的“小虫儿”，为了名利，这些“小虫儿”在这个小得可怜的球体上熙熙攘攘地奔忙、争斗，一刻也不休歇。这些“小虫儿”本来就渺小得可怜，可竟然还有几个无知故无畏的“小虫儿”跳将起来，在那里高声呼喊“人定胜天”，这就显得更加可怜了。

三、尽人事，听天命：明智的选择

“尽人事，听天命”这句话，在不同的人那里，有着不同的理解。一种人认为，人应该尽心尽力地去做事情，但最终的结果还是掌握在上天的手里，如东汉末年的王符在他的《潜夫论·巫列》中说：

凡人吉凶，以（人）［行］为主，以命为决。行者，己之质也；命者，天之制也。在于己者，固可为也；在于天者，不可知也。巫觋祝请，亦其助也，然非德不行。巫史祝祈者，盖所以交鬼神而救细微尔。至于大命，未如之何。譬民人之请谒于吏矣，可以解微过，不能脱正罪。

王符讲得十分认真，他确实认为：人们的吉凶命运，人事努力在其中起到了不小的作用，但最终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天命。

还有一部分人讲“尽人事，听天命”，实际上是重在“尽人事”，至于说“听天命”，不过是对尽心尽力而无法成功的结果的一种自我安慰而已。《列子·仲尼》记载说：

仲尼闲居，子贡入侍，而有忧色。子贡不敢问，出告颜回。颜回援琴而歌。孔子闻之，果召回入，问曰：“若奚独乐？”回曰：“夫子奚独忧？”孔子曰：“先言尔志。”曰：“吾昔闻之夫子曰：‘乐天知命故不忧。’回所以乐也。”

颜回很懂得“乐天知命”的精神安慰作用，所以他不感到痛苦。庄子也很懂得相信命运的精神安慰作用，反复提出“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”（《庄子·大宗师》）这一命题，既然自己的一切遭遇是命运决定的，是人力无可奈何的，那么人就会心平气和下来。

金人刘祁在《归潜志》卷十三中也说：

保养乎身，勿以寿夭委之天；勤俭乎家，勿以有无付之命；强勉乎政，勿以否泰归之时；忠爱乎君，勿以昏明托诸上。此所谓先尽人事后言天道，先尽其在己者，在人者初不计也。定心之法莫善于此。

不考虑命运和机遇，只管自己去努力，只有如此，才能一心一意地去奋斗。奋斗的结果有成功，也有失败，当面对这些结果的时候，应持什么态度呢？他又说：

为善而遇灾屯困窘者，命也，非分也。为恶而遇灾屯困窘者，分也，非命也。为善而得富贵亨达者，分也，非命也。为恶而得富贵亨达者，命也，非分也。命分之理，惟识者为能辨之。

做了好事却不得好报，从逻辑上讲，这不是自己应有的结果，只能把它视为命中注定；做了好事得到了好报，那是自己应该得到的，就不必把它归功于天命了。作者这样讲，很明显是带有自慰性质的。

白居易比以上诸人的思想更为通达，他在一首诗歌中说：

我无奈命何，委顺以待终。

命无奈我何，方寸如虚空。

（《达理二首》其一）

诗人说：我拿命运没有办法，就只好听从命运的安排；反过来，命运也拿我没有办法，因为我对命运的安排是好是坏，从来就没有放在心上。

本文摘自《道冠儒履释袈裟》 作者：张松辉 岳麓书社出版